党建引领聚合力 共建共创促发展——“温州民航党建＋技进π”正式成立

由于美国的制度比较完善，大众对美元有较强的信心，因此间接地，美元可以购买的商品，如石油和金属等以美元结算的大宗商品，实际上也成了美元的抵押品。

辅以三纲五常，你就更放心了。旌表是做给活人看的，用意是通过具体榜样，尤其是通过官方到处树立贞节牌坊，让周边老百姓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家那家有过节妇或烈女，不断提示贞节的重要性。

当时通州有个林氏，17岁出嫁，3年后丈夫病故，林氏想绝食而死，但不便跟公婆说出来。比如，明清时期，《内训》、《古今烈女传》、《闺范》、《母训》等书，都在宣传贞节观念，让贞节观在民间根深蒂固清代学者方苞写过一篇《康烈女传》，康烈女是商人的女儿，许配给了贫家之子张京。比如，明清时期，《内训》、《古今烈女传》、《闺范》、《母训》等书，都在宣传贞节观念，让贞节观在民间根深蒂固。上行下效，民间的殉节之风也盛极一时。

张家原本是个破落之家，后来因为康烈女而得到官方旌表，使张家在周围乃至京师都出了名。得到此消息后，未过门的康烈女以张家媳妇之名上吊自杀。问：改革开放之初，你上大学时应该是24岁左右，那一代人很多都有上山下乡的经历，您有插队经历吗？ 答：我同学有很多插过队，有的去山西，有的去黑龙江兵团，因为我是同学里岁数偏小的，就跟着70届一块分配了——70届全部留城，没有下乡，我运气还不错。

进入 李炜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李炜光 税收 。比如，我亲眼见过大学里发生的武斗，也亲眼见到那些牛鬼蛇神。我买了这本书之后，很长时间没看，是在一个春节，没什么事，我突然看到书架上这本我还没读过的书，结果拿起来以后就没放下。税收很可能到最后形成一个矛盾胶着和引发剧烈冲突的导火索——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因为征税。

我1978年上大学，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们的思想就开始多元化了，班里就有人开始讨论一些欧美哲学，像黑格尔，然后就对文革有反思，说一些坏话，批评、指责的声音就渐多。这么长时间的进修，主要是进修中国通史、制度史、法治史、思想史、财政史，包括古汉语。

这本书我一章一章，读得特别细，它绝对不只是一个技术很强的税收著作，而是讲了一个道理：中国古代一直实行集权统治，历代的统治者，一直在集权，但后来发生了奇怪的悖论——集权的结果却是出现了分权。天津在改革开放后不是一个很前沿的城市，它是一个相对受苏式计划经济影响比较深的地方。现在的公共体制，恰恰是一个相融的体制，既有公共权力，也有私人权力，两者谁都离不开谁。米塞斯的语言比哈耶克更直白一点，更好读一点，更纯正一点。

我读哈耶克，是最近这几年的事。作者岩井茂树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当时，我们家刚刚蒸了一锅菜包子——其实没什么蔬菜，很多都是槐树花，然后再拌一点蔬菜，我不记得有没有肉，我和我妹妹在那儿等着吃，正好这个亲戚进来了。我是一个比较爱读书的人，看过一些很受益的书，这是一般人当时没有机会接触到的。

我看到过这种现象，也开始反思制度，后来慢慢就形成我的价值观。他恰恰也是从税收这个角度来解释的。

访谈正文： 问=经济观察报 答=李炜光 问：你的学术观点和价值，通过各种文章和报道，我们了解的比较多，我感兴趣的是：作为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你的学术价值立场显然只有在经过对所经历时代的深刻反思之后才能形成，你的反思始于何时？ 答：我是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所受的教育非常正统，而且是苏式的马列正统。这本书对我最近的阅读影响很大。

所以，到了清末，最活跃的其实是地方，地方搞洋务运动、行政改革，但中央政府越来越没有力量，而且越来越落后，比起地方来，中央做不成什么事，做事也是地方逼的，不能不做，可是又跟不上整个节奏。现在，我再回头读那本书，包括刘军宁其他的书，都觉得很浅，但当时读了之后我才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包括宪政这个词的含义，我都是从刘军宁的书里知道的。整个经济学，直到布坎南，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现实政治问题，才有所突破。我研究历史，也最喜欢读历史。因为一级政府，得有自己的财源，有自己的人员支应，这是一级权力。

它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肯定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时间起点应该是早年的阅读史都包括在内。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对三年困难的记忆。

那时候，我们家有个四川亲戚，闹饥荒时从四川逃出来到我们家。问：读这本书应该是在1990年代末？ 答：应该是1990年代末。

像我们1950年代生人，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思维方式？跟当时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1960年代，我小学没毕业就赶上文革，我十多岁，然后就看到了很多事情，感到很震撼。

而李炜光有关税收的著作，在这些既有观点之后展现了一个更加宏大的理论和历史世界。但其实中国这两种思潮一直交织在一起，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在写一部魏晋南北朝税史，资料、案头做的差不多了我读完之后知道，这跟税收有关系，在这之前我没有这个概念。

但其实中国这两种思潮一直交织在一起，一直到现在。在他之前，我并没有读过什么像样的政治学、经济学著作，读也是零零星星，特别不系统。

有很多人说因为这个事件，开始怀疑、反思，实话实说，我没有这个水平，绝对不可能，毛泽东在当时就是神。但那件事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

这时候地方弄出点动静，就可能彻底掩埋中央集权。现在我开始阅读经典，开始有理论深度，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

到清末，这都有了，慢慢出现地方督抚大员掌控一级地方，地方人事任命、军队训练都是他们说了算。苏联的文学传统，要远远强于中国，它还受一些欧美文化的影响。我现在在写一部魏晋南北朝税史，资料、案头做的差不多了。更主要的，他一边回忆一边思索，他的学术思想和立场究竟如何形成。

所以，到了清末，最活跃的其实是地方，地方搞洋务运动、行政改革，但中央政府越来越没有力量，而且越来越落后，比起地方来，中央做不成什么事，做事也是地方逼的，不能不做，可是又跟不上整个节奏。我上大学时是财政学专业，留校当教师的时候，被确认为财政史的教师，也是天津财大第一个教财政史的，所以学校特别重视，送我到南开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各进修了一年。

问：很多知识分子将1980年代描述为黄金时代，各种思潮的冲击启发他们思考，你当时在离北京这么近的天津，有感受到这种思潮的冲击吗？ 答：天津跟着全国走。只不过，我没有能力把这些观点写出来。

但从我年轻时这样一路走过来，使得我必然最后能够悟出这条道理。所以，那时候农民起义虽然是在地方发生，但经常一打就打到北京，因为地方没有任何力量去应对事态的恶化。